1998年，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香港学者马国权先生新著《近代印人传》，较全面、真实地介绍我国近（现）代金石篆刻艺术中众多杰出艺术家，反映了我国治印艺术百多年来的发展脉络和成就，从而客观、公允地记述了我们百年文化史的一个侧面。其科学性、严肃性是有目共睹的。其中，一些为篆刻艺术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，却被长期湮没的大师，又重现在我们面前，钟刚中先生即是突出一例。
1982年早春（《近代印人传》记为1981年，不确）启功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学致书北京书画家王任先生，言马国权先生拟撰写《近代印人传》，“但对桴公知之不多，您是桴公入室弟子，获得真传，且笃念师谊，敬求拨冗赐下数行……，因此类资料非公莫知矣……”
启先生所说桴公，即钟刚中先生。钟刚中（1885－1968）字子年，号桴堂，晚年又号桴公，柔翁，广西南宁人，清末甲辰进士，新中国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，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、诗人、书画篆刻家。钟老先生自幼极富才气，20岁中进士。其性格清奇、襟怀坦荡，自科举废除后，尤致力于金石书画艺术。以进士出身而为印，怕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例。桴公见不得当时社会政治的腐朽污浊，虽负诗词、书画、篆刻诸艺盛名，却不媚权贵，不与世俗合污。《近代印人传》中所记，尝有“俗客来访，每曰：‘我倦欲睡，君且去’”其高洁气节可见一斑。
桴公治印艺术充分体现了中国印艺神、奇、功、巧的精髓。老先生特别强调，刀法必须服从笔法、治印，不仅要有“刀味”，更要有“笔味”，强调刀法与笔法的高度统一。其善用锐刀刻出古拙朴茂，极富秦汉韵致的作品，是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。关于桴公的艺术成就，桴公自己这样评价：“当今天下印人，只有一个半，其一为广东邓尔雅，吾为其半，余则无印人矣”。又说：“陈（师曾）印甚佳，然亦有非佳者；有比吾胜，亦有逊于吾也”。邓尔雅、寿石工都是受黄牧甫影响，而于当时被称为印坛“双雄”的。桴公“愧于寿前，耻于邓后”的自我评价，绝非是桴公恃才傲世的狂放，恰恰反映了桴公善说直话、真话的率真性格和他在印坛中的地位和影响。天津著名篆刻家张牧石说：“翁名不及寿公（石工）而艺实高于寿公也。”实是精辟之见。
桴公不善标榜，非其至交好友很难得其印作，这大约是他盛誉不传的原因之一。桴公虽偶有鬻印的记载（《印人传》说“从未悬例鬻印”，不确）那也是因为他生活太清苦了。桴公的艺术基本没有“进入市场”。得其印作最多的，大约是他的学问至交，二十世纪初便有“北方健者”之誉的著名学者、诗人、书画家郭风惠先生。（也是王任的书法老师）惠老在《赠钟子年先生》诗中这样描绘桴公：定志多运力，深讳有才名，纸贵诗藏稿，石顽铁有声……”这当是记述桴公最权威的文字了。
桴公门人有多少，现不得而知，只从西泠印社出版的《中国印学年鉴》见到如下词条：“王任，字尔遐，中国书协会员，（篆刻）师承钟刚中”“曾翔，号一夫，中国书协会员（书法篆刻），师承王任。”可见桴公佳艺不绝，后继有人。特别是其高徒王任对弘扬其艺大有贡献。1980年，王任为画家胡爽?刻治的“大风堂门人”一印，与胡爽?的画共同首先打开了海峡两岸艺术家的交流联系，深得张大千喜爱。大千评这方印是“规矩而不板滞，大有古铜印韵味，为印中佳品，只憾不知为印者是谁，师承哪位高贤门下。”
桴公晚年，在和毛泽东主席《送瘟神诗二首》中有“辟?无烦稽蟹谱，送穷还与唱骊歌”之句，表达了老人对祖国繁荣昌盛，文化健康发展的美好理想。
马国权先生在《近代印人传》中论及的钟刚中先生在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》中失载的遗憾，笔者亦有同感，并注意到，许多承上启下，开二十世纪文化艺术先河的前辈巨擘，除钟刚中先生外，如黄牧甫、陈师曾、夏仁虎、吴北江、郭风惠、陈云诰等，不为《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》、《辞海》等辞书所载，当今许多“著名”学者，艺术家，竟不知上述前辈为何许人。这不唯是我辈学子的悲哀，更是我们文化本身的悲哀。这反映了我们文化研究，史学研究及宣传上的偏颇。好传统不得弘扬，后学人不知所向。不可想象，割断了历史的文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，只求功利的文化又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德国学者汉斯·马耶尔所言：“追求趋利性，便不再有文化。”很值得我们深思。当前，我们附和浮华时尚，沽名钓誉，急功近利，不认真学习历史的学风，应引起警惕。这方面，马国权先生的《近代印人传》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警示。
